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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配资官网以辩证思想将个人修养与为官之道有机统一

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。家训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，其中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治家智慧，更蕴含着深刻的为官之道和治国之理，至今仍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着宝贵的思想资源。

《魏书·良吏传》有云“清者莅职之本，俭者持身之基”，宋代李邦献在《省心杂言》中精辟指出“为政之要，曰公与清；成家之道，曰俭与勤”，明代高攀龙则在《家训》中强调“以孝弟为本，以忠义为主，以廉洁为先，以诚实为要”。这些论述共同构建了以清廉为核心的做人为官的伦理体系。

北宋重臣贾昌朝在《戒子孙》中直言“仕宦之法，清廉为最”，南宋名相、山西闻喜人赵鼎在《家训笔录》中进一步阐释“凡在仕宦，以廉勤为本”，他认为，人的才能或有高下之分，但廉洁与勤劳却是人人可达的美德。此外，他还重视“和”，认为“廉勤所以处己，和顺所以接物，与人和则可以安身，可以远害”，以辩证思想将个人修养与为官之道有机统一。清代靳辅在《庭训》中对为官之道进行了系统论述，称“居官之要，曰清，曰慎，曰勤，而济之以和。清则清白，一心不敢自私自利；慎则事事敬谨，不敢毫有贻误；勤则夙夜匪懈，不敢苟且晏安。至于事上使下之际，一以和平之气行之，务期有济于公事而已”。

南宋著名词人吕本中在《童蒙训》中确立了“清、慎、勤”的为官三原则，指出“知此三者，可以保禄位，可以远耻辱，可以得上之知，可以得下之援”。明代刘良臣认可吕紫微的为官箴言，并在《凤川子克己示儿编》中加以补充发展，称“清则公，公则明，知也；慎必勤，谦必忍，仁也；恒勤，而断非勇不能，斯盖中庸之道”。刘良臣将儒家的中庸之道融入到为官、治国的哲学当中。明代黄佐在《泰泉乡礼》中强调官府和官员必须以“四事”自勉，即律己以廉、抚民以仁、存心以公、莅事以勤，而律己以廉“为四事之首”，尤为重要。关于廉，黄佐强调“凡为政者，万分廉洁，止是小善；一点贪污，便为大恶。不廉之吏，如蒙不洁，虽有他美，莫能自赎”，只有在此“四事”基础之上，才能为民除去“十害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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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游出生于“廉直忠孝”的仕宦之家，从小便接受了良好家风的熏染。南宋嘉泰二年，陆游次子陆子龙赴吉州为官。临行前，年逾七旬的陆游作词为子送行，其词云：“其汝为吉州吏，但饮吉州水；一钱亦分明，谁能肆谗毁？”陆游在词中训育儿子，勉励其清廉自持，公私分明。明代廉吏、山西永宁人于成龙出身贫寒，大器晚成。为官二十余年间，于成龙始终坚守“清慎勤”，心系百姓，廉明清正，深得百姓爱戴和朝廷赏识，曾三次被举“卓异”，康熙皇帝赞誉其为“天下廉吏第一”，成为百官学习的楷模。这些事迹生动诠释了家训文化的实践价值。

《魏书·良吏传》云“官非其人，是为民蠹”。传统家规家训把“民蠹”视为败类，严加防范。南宋袁采《袁氏世范》强调“子弟有愚缪贪污者，自不可使之仕宦”，主张子弟贪愚者勿使其入仕为官。宋朝包拯公正廉明，嫉恶如仇，他曾写过一则家训，并刻在家中的照壁上，警告子孙务必清廉，其文曰：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；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；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！”明代王澈《王氏族约》强调“凡子孙居官，务要廉勤正直，尽忠体国，恪守官箴。其治行卓越、惠泽及民及有功德，为宗族乡邻所庇赖者，没后于谱传之。如以贪酷被黜者，于谱上削其爵”。这些严厉的家规家训，体现了古人对廉洁政治的坚定追求。

明代于谦“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”的铮铮誓言，穿越时空仍振聋发聩。传统家训中的清廉思想，不仅是古代为官者的道德准则，更是当代公职人员的精神镜鉴。

郭心钢

(责编：刘洋)

发布于：山西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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